两会热议：减税能走多远

　　尽管《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(草案)》并未计划提交本次人大表决，但一开始就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。多个议案、提案和建议与此有关。对新的起征点则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应该定在3000元，有人建议提高到5000元乃至更高。

　　关于个人所得税，其实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提高起征点，至少还包括税率、征税方式乃至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核定不同的起征点，等等。

　　而对税收减免，人们的期待又远远不止个人所得税。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表态谨慎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对此的表述是“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”。

　　“结构性减税”是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措施的一部分。从2009年开始，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可以抵扣其缴纳增值税的基数。由于税率为17%增值税是制造业企业承担的主要税种，减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。由于融资有保障，并能享受利率优惠，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更新和投资大型设备的往往是大型国企，它们从减税中受益最多。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并未改善，加之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劳动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其盈利空间，使得税收的负担比前两年更显沉重。

　　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，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不止一次针对这个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。提交相关议案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。“融资难和税负重是中小企业的两副重担”，张兆安说，许多企业在重压下举步维艰，遑论做大做强。企业税负过重也进一步限制了改善分配的空间。

　　“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，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，加薪；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，减税。”张兆安说，在东部沿海城市，企业税负和商业成本本来就高，加上要素价格一直在上涨，企业刚性成本的压力很大，加薪的潜力并不大，要改善分配，最好的选择是政府减税。

　　“对个人减税，要打组合拳”，张兆安说，除了要下调税率，也要改进征收方式。比如个人所得税，提高起征点虽有帮助，但征收方式更为关键。出于征缴便利的考虑，税收征缴部门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多持抵制态度。但目前针对个人工薪收入征税的方式已经明显失当，张兆安认为，今后一定要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缴，才能保证公平。

　　针对企业的减税，张兆安认为除了要减轻所有企业的税负，也应坚持进一步结构性减税。

　　不合理的税制已经扭曲了企业行为，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。尽管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纷纷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，但相关产业发展缓慢是不争的事实。有人认为，四个方面的原因制约了其发展：体制、机制、法制和税制。增值税从2009年开始可以扣抵技术改造投资后，和制造企业相比，服务业由于没有可扣抵项目，仍需按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，税负明显偏重。这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内部有大量服务业，但企业宁可让这部分业务寄生在制造业内部，也不愿将其社会化，以此来避免高税率。

　　但从财政部一再强调中国财政“支出压力很大”来看，更大范围的减税呼声目前很难得到回应。（广州工商财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