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应以“债务经济”缓解财税困境

　　今年以来，地方政府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。先是房地产调控断了过去赖以为财政支柱的大笔土地收入，随后信贷紧缩和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又断了地方政府的临时资金来源。虽然财政窘迫，但日子还得过下去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

　　北京的情况最为典型，中原地产的统计显示，截至5月24日，北京年内土地出让金合计为250亿，相比去年同期的595亿减少了57.9%。这让北京市财政面临极大压力，被迫以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来缓解资金饥渴。比如成立各个新兴产业领域的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，引导PE进入这些新兴领域;土地债券等融资模式也纷纷被提上议事日程。此外，有消息称，广东、浙江两省已获准自行发地方债;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更是积极筹备。

　　不过，在我们看来，这些途径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。无论是银行信贷，还是自行发债，终归都是要还的。在我们看来，如果不从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上想办法，不进行大的改革，地方政府将面临普遍的困境!

　　当前地方财政的问题，根子还在税制上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造成了现在“强干弱枝”的局面——中央财政充裕，地方财政(尤其是省以下的市县)普遍困难。新华网在浙江的调研发现，这种矛盾在土地收入大幅减少的今天尤其尖锐。调研中，多名基层干部承认若无土地财政，地方发展将举步维艰。“诸如教师绩效工资、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提高到60%，要不是有土地财政，地方政府也是做不到的。”受访的基层干部普遍反映，现在“国家请客，地方埋单”的政策太多，“干什么”通常是中央政府决策，如新农村建设、医疗卫生改革、义务教育等，“干什么”所需的钱，大多数是地方自行解决。

　　在我国现有的主要税种中，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增值税、营业税和消费税上。浙江省B市H区的财政局副局长说，地方企业的增值税的分成，中央拿了75%，而且不分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。按现行体制，工业制造业都是交增值税，最终的结果是，区里去招商引资，还要支付包括拆迁、土地、环境污染的成本，区里只能拿到12.25%。此外，2002年，中央将日益壮大的所得税纳入了分享范围，即将原来属于地方税收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为共享收入，中央占60%、地方占40%。因此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更多依靠地方基本独享的营业税。与增值税不同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，其中建筑业又是营业税的第一大户。但在房地产发展受限的情况下，这笔收入也打了个大折扣。

　　在我们看来，地方财政目前的状况已经表明，现在已经到了加快分税制改革，大幅调整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时候了。在我们看来，在当前的财税体制下，中央政府替地方发债是完全应该的。不要说现在每年代地方发2000亿元，今后中央政府替地方发债达万亿元的规模，这也是完全应该的和可能的。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几年前就曾指出，中国迟早会进入“后土地经济”时代，这时候土地财政将会走到头，形势将会逼迫各级政府在财政上另想他法。几年后的今天，在房地产调控之下，这一预测得到了准确的验证。在中国很多地方，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，不少地方的土地资源甚至已经枯竭。这种情况下，地方要谋活财政，必须另寻出路。

　　陈功认为，要解决上述问题，中国政府应该可以转换思路，中国其实完全可以像美国一样，用“债务经济”来谋活中国的经济。这应该成为中国在当前摆脱地方财政困境、寻求发展动力的解决方案。当然，要搞“债务经济”是有前提的，一是国家要有经济实力，还要有足够的信用。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影响力都在逐渐增强，虽然还达不到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水平，但中国的国家信用应该不成问题。二是要有发达的债券交易市场。这个条件中国现在还不完全具备，需要大力发展国内债券市场。

　　最终分析结论(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)：

　　中央与地方的财税矛盾由来已久，但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。房地产调控、地方融资平台清理、经济结构调整、社会保障推进等等改革犹如泰山压顶，如果不在税制改革上有大突破，恐怕会引发很大的问题。安邦提出的“债务经济”思路，为解决中国的财税体制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!